中国于2004年10月出席西方七国集团（G7）华盛顿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，实现了同G7在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上的历史性突破。此后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、央行行长周小川成为国际“财经外交”领域的亮丽角色。
建立与西方七国集团以及20国集团的财经对话机制，建立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双边财经对话机制，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。通过这些多边、单边的机制，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秩序、世界经济制度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，可以扩大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。而其他主要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机制，协调各自政策，增强世界经济平衡的可预测性，维护经济安全。
在我国财经外交中，金人庆、周小川两位部长出色地表达中国立场，维护国家利益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好评。2005年6月和9月，金人庆先后被《银行家》杂志和《新兴市场》杂志授予2005年度“亚洲最佳财长”称号。周小川则经常被外界拿来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比。
如今，这两位获得国际社会美誉的部长，需要多花些时间下乡了。新农村建设对我国财政体制、金融体制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要求，金人庆、周小川的工作将体现为一手抓财经外交，一手抓农村财经。
从财政支持来说，首先，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家财政大量支出。不仅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种粮直接补贴、良种补贴、农机具补贴，还要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。金人庆在今年“两会”期间说，“万水千山只等‘钱’，财政的钱永远不够花。”其中，自然包括农村所需的财政支出。
其次，财政的钱怎么花到“三农”上，也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；整合各种渠道的支农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等等。这揭示了新的主导思路，即形成新的机制，努力把钱花好，起好带动作用，而切忌传统的扶贫思路。
从“三农”金融来说，首先，要改变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。根据农民、农村、农业的实际，引进市场机制，逐步填充金融机构的缺口。这方面，既包括农业生产金融支持，也包括农产品一条龙产业链的组合金融支持，还包括农民医疗、教育等方面的金融支持。
其次，加大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力度。“三农”金融具有很多特殊之处，需要创新性的金融设计。为鼓励创新，需要给予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扶持。以财政支持金融创新，是改变财政直补模式，生成市场化投融资机制，活跃“三农”金融市场的必要途径。
其三，完善产业资本流向农村的渠道。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，“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向农村建设，逐步建立合理、稳定和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”。建立机构、活跃市场、完善政策、建立模式，应当是完善渠道的主要环节，需要财政、金融政策合力为之。
无论从财政部长的角度，还是从央行行长的角度，新农村建设已经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鲜活课题。如果在财政反哺的机制上没有创新，在金融政策、机构设置和市场模式上没有创新，新农村建设也许根本无法取得成功。因此，金人庆、周小川以及其他各级财政、金融官员多到农村调研，为“三农”财政、金融创新寻找答案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当然，这也需要农民自身的支持和积极参与，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。
当然，财经外交对于新农村建设也是非常有益的。通过外交场合，让国际社会了解我国农村的落后情况、中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综合建设的安排，有助于消除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力量增长所引起的不必要的担忧，如中国发展会否对其他国家某些产业会造成威胁，会否加剧国际能源以及资源的紧张，会否给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带来影响，等等。
消除国际上的所谓“中国威胁论”，我们才能够赢得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，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借鉴外国对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，还可以有选择地引进外国的资金、技术等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。
所以，金人庆、周小川还是要统筹兼顾，既要多投入时间抓农村工作，也要继续做好财经外交工作。